冈特·舒赫：受特朗普嚣张气焰打击，德国人对中国的讨论突然变调了……

一

如今，德国的掌权者大多是跟我同一代的人
——我即将年满52周岁。
他们审视特朗普政府当前加征关税、威胁退出北约等行径时，带着与我们这代人相似的成长烙印。

我1973年出生在西德，成长于冷战期间。
我儿时对世界的看法清晰而简单：
西德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定战场（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要真实），而我们依赖美国朋友和盟友的军事保护。
我清楚地记得，八九岁时，我还在小学和朋友们讨论在武装冲突中获胜的机会有多大。
那是一段可怕的时光，我们相信善恶阵营泾渭分明，而我们当然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青春期的我第一次对跨大西洋友谊产生质疑。
当苏联部署SS20导弹时，美国计划在西德增配“潘兴II”中程核导弹，德国左翼政党、绿党等和平主义者激烈抗议，保守派却大多支持军备竞赛。

16岁那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乡村与一个家庭一起生活了一年。
在当地高中上学时，我见识到了相当多美国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德国）的极度无知和漠不关心，这让我感到震惊。
诸如“你们德国人有没有汽车”、“你在购物时是否会偶尔碰到希特勒或他的亲戚”、“你是开车还是坐火车来美国的”等等，美国人问出的这些问题让我不禁怀疑：
让这样的选民选出的政府去充当“世界警察”是否明智？

回到德国后，我见证了我们这一代年轻德国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反战态度。
当时两德刚刚统一，苏联解体不久，即使俄罗斯加入北约也并非不可想象。
我们德国人渴望收获和平红利，迫切希望改善与东方所有邻邦（包括俄罗斯）的关系。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德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包括当时的总理施罗德）都反对这场战争。
共和党的布什政府被认为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总的来说是无能的笑柄。
这一时期不仅成就了德法关系的蜜月期，也促成了欧洲空前的团结
——当然，英国永远是欧洲的例外。

因此，在奥巴马和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在德国的声望要高得多，这要归功于他们在枪支和堕胎问题上与德国人的世界观更为契合，当然还有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缘故。
如果让德国人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的话，特朗普最多只能获得不到20%的选票，而且其支持者几乎只有极右翼分子。

德国和欧洲的高层政治家们都坚定地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他那所谓终结乌克兰战事的决心，在欧洲看来实则是动摇北约根基的威胁，意味着美国可能撤除保护伞，让欧洲独自面对俄乌战争的烂摊子。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的信誉已经破产

可悲的是，正如我前文所述，在2025年2月23日德国大选竞选期间，尽管特朗普当选后必将给防务体系和关税政策带来混乱早已是明牌，如何应对这位新任美国总统的议题却完全未被认真讨论。
若要论特朗普唯一的“优点”，恐怕就是他从不对自己的计划遮遮掩掩且言出必行。
因此，当德国如今手忙脚乱仓促应对时，这苦果完全是我们自己酿成的。

我们着实没料到，特朗普推行其议程竟会如此雷厉风行、来势汹汹。
有不少时事评论员把特朗普描述为一个经济学知识匮乏的疯子。
虽然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但必须承认，特朗普如今对股市动荡的漠视令人震惊，这与过去以股市表现作为政策成败标尺的他判若两人。

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触动民众的钱袋子，而特朗普的政策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正是如此：
通胀压力渗透日常生活，数百万美国人查看401K养老金账户时都会意识到，若市场不能快速回稳，他们恐怕得多工作一年甚至数年。

与首个任期不同，这次特朗普是有备而来的
——他不仅笃定自己会获胜，更用了四年时间精心筹备。
其智囊团不全是福克斯新闻主播、江湖术士和阿谀奉承之辈（当然这类人依然存在）。
尽管他仍沉溺于妄自尊大的权力幻梦，至少表面坚信美国仍有实力胁迫所有国家
——必要时甚至不惜单挑全球。
与民主党惯常的虚伪作派不同，他毫不掩饰其利己主义的冷酷逻辑：
在他眼中，公平交易不过是弱者的一厢情愿。

在我看来，这些解释虽有一定道理，却只是众多因素中的组成部分。
鉴于每个因素都将对德欧产生连锁反应，因此我们此刻就该未雨绸缪。

二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特朗普推出的这些政策给出合理的解释呢？
不管特朗普的这些行为背后是否有足够合理的理由，也不管这些行为可能会产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至少人们应该意识到，特朗普推出的一切政策都是有其想要达到的目的的。

我的核心论点是：
美国在财政和军事上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极限
——中国在这两个领域都是其有力竞争对手。

我们已到达某些学者所称的“肯尼迪时刻”：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1987年颇具影响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指出，当军事野心超越经济承载力时，超级大国就会因“帝国过度扩张”而衰落。

有人将此简化为更直观的公式——“当债务偿付成本超过国防开支时，危机就来了”。
美国现状正是如此，且形势只会持续恶化。
对外，美国承认需要将军事重心转向亚洲，与俄罗斯和解并将防务包袱甩给欧洲。
但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也清楚，即使仅靠这一点，在财政上也是不可持续的。

我曾多次提到过不可避免的“债务死亡螺旋”现象，并一直对外国机构投资者对美国债务的强劲需求存疑。
特朗普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削减开支、加征关税以便让进口商充实政府财政等行为，或许表明他担心债务泡沫的灾难性破裂可能在其任内发生
——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他继续推行更多措施，可能性恐怕会更大。

特朗普既想要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又要维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储备货币必须保持全球流通，使美国能用印制的绿纸换取实体商品。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称之为“嚣张的特权”，与特朗普所谓“全世界在剥削美国”的论调完全相悖。
这也解释了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观察：
为何普通美国人能长期维持远超其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
——他们消耗的实物价值远高于自身创造的价值。如今特朗普还想主动削弱美元，这虽然 有助于贸易再平衡，却会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

特朗普试图通过进口关税迫使外国企业将生产线迁至美国，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产品因进口税而失去竞争力。
这套策略对出口导向型的德国或许有效，毕竟德国企业本就热衷投资美国。
例如宝马集团目前就已从其全球最大工厂（位于美国斯帕坦堡）向德国返销多款车型，西门子等德企巨头在美直接投资规模也位居海外市场之首。
加征关税无疑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

然而特朗普政府朝令夕改的作风，对需要长期规划的商业决策堪称毒药。
动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决策需要时间酝酿，建厂投产更需数年周期。

拜登曾试图用《通胀削减法案》（这名称实在名不副实）的巨额补贴吸引企业，而特朗普则想强迫德国人购买更多美国货
——从不符合欧盟卫生标准的氯洗鸡肉，到正宗美系汽车。
就连专业进口商都坦言，美系车在德滞销从来不是价格问题，而是审美差异：
我们既没有停放巨型皮卡的场地，也不具备支撑大排量“油老虎”的用车环境和燃油税政策。

特朗普粗鲁傲慢的沟通方式产生了反效果
——德国消费者和民间组织反而更积极寻找欧洲替代品。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特斯拉：
今年二月其在德销量同比暴跌76%，10万受访德国民众中94%明确表示绝不会购买特斯拉电动车。
而同期德国非特斯拉电动车的注册量却增长了32%，形成鲜明对比。

路透社报道：特斯拉3月在德销量暴跌，在英小幅下滑
总体而言，欧美贸易中，贸易政策主导权仍掌握在欧盟手中。截至目前，欧盟选择谨慎应对
——既未对关税攻势置之不理，也不像中国那样“以牙还牙”。
如同上届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战，欧洲试图通过对威士忌、哈雷摩托等产自特朗普关键选区的标志性商品加税来表明立场。

欧盟同时指出：尽管在2024年美国与其他贸易体在诸如汽车这类商品上的贸易顺差达到1.21万亿美元，但同期服务贸易顺差却增至293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

由于未能像中美那样建立自主的PC/智能手机软件、贸易平台、社交网络及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谷歌、Meta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占据垄断地位。
这些企业甚至以近乎无耻的方式廉价“出口”利润
——某些欧盟成员国（如爱尔兰）为吸引企业总部入驻提供超低公司税，使得科技巨头可以通过“特许权使用费”，将实际业务发生国的应税利润转移至避税天堂，导致法国、德国等主要市场的实际纳税额趋近于零。

欧洲正酝酿改革这一体系，若贸易战升级将考虑开征数字服务税。
此举势必引发特朗普麾下科技寡头的不满，比如埃隆·马斯克就已经公开提出了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的终极设想。

此外，有人提议将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胁迫美国国债持有者将债券展期为50年或100年的零息或超低息新债券。
这实质上无异于变相赖账
——只不过保留了名义上的体面。
英国和卢森堡是美国国债仅次于日本和中国的外国持有者，这些国家绝不会接受被变相剥夺资产。
它们更可能选择抛售全部债券而非接受展期，这将彻底摧毁美元体系，使美国政府（再）融资陷入绝境。
不过上述推演整体仍显得过于脱离现实。

特朗普政府的另一种策略，可能是强迫盟友在对华政策上完全站队美国。
这无疑是美国的一个政策目标，但欧盟已经一再明确表示，无意与任何一方建立排他性关系。

迄今为止，美国的施压反而适得其反，比如日本和韩国就在与中国商谈加强经济合作的事宜，这在过往多年是鲜有耳闻的。
有趣的是，在德国的公开辩论中，“与中国的遗留问题”突然被描述为与商业有关，如自由市场准入，而前政府强调的“制度性”对立和所谓人权问题几乎销声匿迹。
简单来说，当中国保持一个稳定且被大众所熟知的形象，并与日益失去吸引力的大西洋对岸形成对比时，中国就突然显得更有吸引力了。

这一次，德国明确拒绝了与中国对立
此外，如果把加征关税作为换取某种利益的筹码，那么就意味着作为回报关税必须再次降低，而不是将制造业带回来。

因此我认为，特朗普的真正核心目标在于让关税“更长时间地居高不下”。
这绝非为了重振体力劳动就业，因为即便不计成本，美国劳动力市场也根本提供不了足够人力。
深层意图在于：即将到来的制造业革命将在现有自动化基础上，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实现压倒性的产业升级。
美国企图抢占这场变革的制高点，这种发展模式虽与高工资水平兼容，但必须让本土制造业规模成为进步的核心引擎。
要在革命浪潮前及时重建足够产能实属不易，或许因此他才采取了如此急功近利的做法。
而隐藏在这套技术经济逻辑背后的动机，恐怕更为险恶。

德国人深知，我们输掉两场世界大战并非因为技术落后，也不是因为缺乏优秀士兵；
真正致命的是德国面对的是工业基础和原材料储备更雄厚的联盟体系。
至少，当美国加入敌对阵营，并将其民用工业巨兽转入战时轨道之后，结局就早已注定。

如今，中国才是民用工业巨头，而美国刚刚领教过在常规战争中军火库能以多快的速度耗尽
——甚至可能被俄罗斯这样的对手在产能上反超。
最近我听了科技大佬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一个访谈，这位一向极右倾且热衷政治的亿万富翁在字里行间明确传递出一个观点：
美国必须接受一些牺牲，才能重新获得对其军工生产的主权。
造船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重提钢铁等“旧经济”重工业的战略意义也合乎逻辑。

特朗普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博弈
——从巴拿马、加拿大到格陵兰
——若不只是其惯用的丑闻烟幕弹以掩盖真正要推行的政策，或许都与这一军事论点有关。

三

作为欧洲人，我们承认在防务开支上确实有些“搭便车”，但面对其他多数要求乃至公开威胁，我们自然感到愤慨。
法国主动向丹麦提供格陵兰军事支援是有原因的。
可以说特朗普在上任100天的时间里就毁掉了美国自二战以来甚至更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声誉。

德国人确实承认，特朗普这次是堂堂正正赢得选举的，而且他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建议确实是正确的。
因此，这至少展现了半个真实的美国，而那些认为没有特朗普，美国就会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的声音，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对美国失去信任的德国吓得魂不附体，于是刚刚通过了史无前例的豁免条款
——允许将超过GDP 1%的国防开支（甚至上不封顶）排除在我上篇文章中提到的极具争议的“债务刹车”机制之外。

紧接着，总理默茨就炮制了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选举谎言。
多年来保守派一直坚决反对放宽债务限制，却在胜选后立即操纵议会投票，预计将为军事及部分民用基础设施新增约2万亿的欧元债务。
不仅国防工业，许多行业都视此为将资本和劳动力转向德国制造业的重大机遇。

出于各种原因，我反对这一普遍共识。军费开支本质上是一种不当投资，因为其产出的资产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理想状态下它们仅需发挥威慑作用，永远不应被实际使用；
即便动用，也只是用于破坏性目的。

德国国防预算的使用效率之低下有目共睹：
我们与俄罗斯和平时期的预算相差无几，但我们的军队却几乎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今天的欧洲与俄罗斯进行一场军备竞赛，是否会像当年苏联败给里根政府那样败给今天的俄罗斯呢？

事实上，葡萄牙已取消对美国军工企业的F-35订单，丹麦等国也在考虑终止采购“爱国者”导弹系统。
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再次加强外交努力。
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与普京的任何谈判都无法进行，现在我们却抱怨自己在谈判桌上没有一席之地，但每场战争都是在谈判桌上结束的。
显然，由于存在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特朗普的政策构想能否成功还远未可知。
这有时就像美式橄榄球中的“万福玛丽式长传”（Hail Mary pass）
——处于绝境的球队孤注一掷地将球盲目抛向对方端区，然后祈祷队友能接住。
要么全赢，要么尽输，而坐以待毙则必败无疑。

“万福玛丽式长传”

德国曾经有一位领导人，为了在自己有限的有生之年改变世界、彪炳史册，甚至不惜拿自己人民的未来冒险。
虽然其结局众所周知，但特朗普及其部分幕僚显然对当年德国的某些元素十分钦佩
——比如特朗普要求下属像希特勒的将军们那样绝对忠诚，又如马斯克公然行纳粹礼。
这些象征性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更为重要且危险的思想崇拜：
强者有权像自然法则般无情消灭弱者。

像关税这样的政策，或许一个下午就能逆转；
诸如最高法院法官人选之类的决策，将影响未来数十年；而美国在欧洲声誉的损毁，恐怕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修复。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德国社会将有意地减少对“美式生活方式”的追捧。
公司将考虑在美国投资建厂，但会谨慎行事，不会一蹴而就，而且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若有必要，欧洲将以数字税反击；
出于安全考量，各企业已在评估用本土软件替代美国产品的可行性。
各国正全力构建自主防务体系：
法德两国正加速军工企业整合，并考虑在未来购买更多的本地产品
——这一切必须与强化外交努力同步推进，待俄乌战争结束后及时解除制裁。

尽管德国债务激增推高了国债收益率，但相对而言，大量资本正在“抛售美国”（“selling America”），将欧洲股债视为替代选择。
就在特朗普大选前，我们已着眼于此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贸易协定。

有评论家比喻：
如同（美国）父母终于将（欧盟）子女逐出家门，迫使他们学会自立。
这本该自主完成的成长课题，如今被特朗普强行加速。
现实或将达成新平衡：
美国影响力衰减，欧洲取得局部进展，而与中俄的关系也有望从谷底回暖。
当前的难题在于，当匈牙利等边缘国家日益向东靠拢时，仅靠欧盟核心国家是否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已对美欧关系造成永久性创伤。

当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与法国总统一起坚决拒绝跟随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他曾告诫国民“切忌陷入肤浅的反美主义”，对此一位政治讽刺作家回应：
“说的对，不过我的反美主义从来都很深刻”。
对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和欧洲人来说，特朗普确保了这一言论的真实性。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冈特·舒赫（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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