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说，中美之间的和平状态是一种基于国家深度利益绑定的协做关系。在这种协做关系形成以前，美国对于中国的设想一直抱着“非和平”的敌视态度。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外交部就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谈判邀请设置重重障碍，后续更是提出各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以此逼迫中方主动放弃谈判。 正是在美国的消极应对下，毛主席才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做出严正指肃。 之所以要在开头专门提到这件事，是要及早指出一个核心观点，即中国政府给予美国的一系列政治诉求，一直遵循延续性逻辑，绝不是美方口中的“基于强硬民族情绪”。
在新中国政府成立之前，中方对美国提出的外交政策就秉持建设性，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弹性。态度强硬的一方反而是美国，这一形势至今仍然存在。 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外交上的态度差异，恰恰是中美后续能够保持和平状态并相安无事几十年的事实基础。 如果中国早先的对美政策比美国的对华政策来得更加强硬，中美无疑是不能保持和平状态的，大概率会接替美苏形成新冷战态势。所以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的和平状态主要是来源于中国方面的“忍让”。 但后来事情有了更多变化，在“美攻中守”形势之上的政策运行逻辑之上，出现了三种关键要素。即“国际形势需求”、“利益集团诉求”、以及“差异化制衡结构”这三点。而这三点恰好又对应着中美之间“事实和平”的三个不同的周期。
1953-1991年，中美和平相处的底层原则是什么？ 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美国自然不愿与中国和平相处，这其中所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牵扯到美国的立国之本，在此不多赘述。 虽然中国没有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意思，但由于美苏的制度之争渊源颇深，西方也无法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虽然中美爆发了朝鲜战争，并以它的结束换来了一段不那么和平的“和平时期”。 但这次战争给美国的最大警醒，在于美国充分认识到了新中国在国际局势走向中所能够起到的重要牵制作用。
不过，因为东西方阵营的矛盾延续，此时美国尚未产生拉拢中国的想法。以至于板门店停战协议签署后，美国开始刻意边缘化中国。 很多人认为，中苏关系的交恶让美国看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美国可以借中国之手来牵制苏联。其实现实情况不光是这样，还有美国处于自身实力不济的考量。 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先后失误，美军部署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力量与苏联相比逐渐处于劣势。此时的苏联，对外扩张意图越发明显，美国必须拉拢中国，借中苏矛盾来和中国达成战略协作，以此稳固自身在亚洲的利益。
从1969年开始，美国不惜以核反击对苏联进行持续威胁，要求其不得对中国实行主动核打击（也有毛主席声明假如美国不事先做些什么，届时中国会把美国一起拉下水的原因）。 美国知道自己必须主动做些什么，防止中国被苏联突破，确保美国部署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防线不与苏联势力进行直接接触。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中美的战略合作就翻开了新篇章。一直到冷战结束前，维持亚欧战略平衡都是中美能保持和平共处的重要原因。
1979年，当中国后续进行对越反击战及两山轮战时，美国都有进行配合，因为中美都不希望苏联将中南半岛纳入麾下。同年，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中美也想方设法地给予了阿富汗一定程度的援助，使得苏联深陷阿富汗泥潭10年之久。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中美能配合得如此默契并保持和平相处，是因为中美两国都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反对霸权主义”。 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反霸权主义联盟也正式解体。在美国对外输出霸权主义期间，中美和平共处的底层逻辑开始发生重大改变。
1992-2012年，中美和平相处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开门见山地说，经历苏联解体后的美国，进入了一段对外输出霸权主义的探索时期。美国的主要精力被放在了“石油美元体系”的打造，以及全球反恐上。 在刚刚战胜苏联的美国眼里，中国并不是自己的第一目标。相反，美国还有将中国纳入其全球制造体系的规划。在美国的规划中，中国是给西方提供廉价基础工业品的苦力国家。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华投资开始剧增，行业分布范围也日趋扩大，企业的技术水平也在持续提高。
到了2003年底，美国在对华投资的国家中已经位居第二位，全球500强的美国企业几乎都在中国设立了投资机构。所涉及行业也遍及机械、冶金、石油、电子、通讯、化工、医药等支柱领域，并且绝大部分企业都有后续在华投资的计划。 在这一时期，美国从中国市场的获利远大于中国从美国市场的获利。这种不均衡的利益关系，既是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不选择对中国进行打压的关键理由。 不过另一个事实是，从克林顿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国内的在华利益集团开始逐步成型，华尔街金融开始深度参与中国投资。
以至于在此期间，对中国大陆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无法成为美国政界主流思想，更得不到足够多的参议院选票。美国政府只能顺应这股内部趋势，和中国保持和平共处关系。 此外，中国积极学习西方制度，多批次派遣官员前往西方的做法，以及中美贸易交流不断扩大的事实，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路线。美国因此认为，可以通过非暴力手段染色中国的国家体制，把中国变成西方所希望的模样。 这间接影响后续十年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即使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将中国列为“正式威胁”，但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打乱了美国政府的脚步。
根据奥巴马后来的回忆：“那时候我不得不暂缓对中国施加制裁，因为全世界（美国）迫切需要中国提供帮助”。
此时美国依然自然，认为中国的发展规律是随时可控的。 但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中美国”概念的提出和G2模式的出现，以及中国的高速发展，一举将美国利益集团彻底绑死在了大陆市场。美国内部反华派声音受到极大压制，再一次沉寂了下去。 这一等，就到了2012年。西方逐渐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就是美国想要主动打破这种“中美利益分配关系和平”局部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总而言之，在苏联解体后的整整20年里，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利益诉求”成为了主导中美关系，引导中美和平共处的底层逻辑。从近年来美国尝试和中国脱钩，到美国意识到无法和中国脱钩，就足以窥见中美之间的利益关联有多深。
2013-2022年，为什么中美还能和平相处？ 虽然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美国开始削减中国的供应链地位，逐步向印度、越南等国转移。但中国也在2013年推出了自己的“一带一路”和内外双循环体系。此时中美双方都亮明了底牌，那就是尽可能地摆脱对对方的经济依赖。 从这时候开始，中国明显开始侧重军事建设方面的发力。不仅辽宁号在这一时期正式服役，歼20也紧随其后完成定型，并逐步实现量产。 此时中国加速强军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央政府预判到了美国政府想要单方面改变中美利益关联逻辑的战略意图。
中国必须立即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力求以后来者的姿态实现对美国的“差异化制衡结构”，主动塑造全新的“中美和平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在经济建设角度忽视美国，在军事对抗方面重视美国。 果不其然，特朗普上台后便开始尝试以外交政策来干涉经济规律。特朗普“天马行空”对华政策的背后，是美国内部多数意见认为“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大于美国对中国依赖”，以及“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使中国屈服”的误判。 美国打算以“中美脱钩”为由挑起矛盾，再从军事、经济两大方面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接受更为苛刻的条件来“换取中美和平”。可这种想法显然过于低估中国方面的应对措施。
从2017年开始，中国反舰体系黑科技便层出不穷，以至于五角大楼迟迟拿不出可行的攻击计划，给中国常规力量的填充制造了绝佳窗口期。 到了2020年，疫情的出现逐渐让美国国内问题频发，美国这才被迫收起了“从军事角度突破中国”的妄想，这是中美在摊牌后还能保持和平状态（不进入热战）的第一个原因。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西方经济下行严重，美国也进入了大放水时期。 截止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已经加息了整整375个基点，西方社会迫切需要中国提供相应物资来平抑通胀，这是中美在中美贸易战摊牌后还能够和平相处的第二个原因（注意，这里的中美和平主要是指未能进入中美冷战状态）。
剧本之所以没有按照美国所想的那样进入“中美新冷战状态”，疫情只是一方面原因，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差异化制衡结构”则起到了另一重推波助澜的作用。 能够控制疫情并维持生产，是中国综合抗风险能力的最佳体现，也是中美重要结构差异。 此外，俄乌战争所引发的西方能源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中国在新能源对外市场方面的广阔发展前景（假如西方在环保上不食言的话）。 这次德国总理舒尔茨能力排众议访华，中远集团能收购汉堡港24.9%股份，充分说明欧洲已经到了不得不彻底转向中国市场的境地。
要知道，这是一个已经被美俄矛盾彻底逼疯了的欧洲，哪怕美国心理一万个不愿意，也不得不与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表面和平”来换取西方内部团结。 美国现在没有能力救欧洲，如果阻挠欧洲自救，和硬逼欧洲跳反没有多大区别。这一事件说明了美国在亚欧版块影响力的迅速缺少，直接导致欧佩克组织敢名目张胆的拒绝配合美国。 这种多极化格局雏形的出现，就是中美今天还能保持着和平状态，既没有热战也没有冷战的第三个原因——“在一场看不到头国际动荡中，只有最后出手的一方才能维持最大的胜算。”
作者：葛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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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中国
2022-11-10 08: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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